而后,大太监鱼朝恩更是权倾一时,竟有“处置”京城以外重大军事活动的全权,虽然名号是“观军容宣慰处置使”,实际上是奉天钦差,兵马大元师,对于郭子仪、来瑱这样的方面重将,想废就废,想杀就杀。特别是唐德宗遭遇泾原军兵变后,曾为节度使的朱泚称帝,皇帝再也不敢信任大臣重将,把中央直系军队神策军和禁卫军完全交由宦官指挥,并且不断予以“制度化”,一直延续到唐亡。
唐朝皇帝的思维模式其实很简单:宦官毕竟是家奴,没生殖能力,没有子孙,再怎么样也要狗仗人势,依赖皇帝才能生存,不会夺国篡位。
事情总是发展的。宦官之害,简直磬竹难书。他们不仅掌握京城皇官的禁卫军军权,宦官们还被派至各处节度使那里以充“监军使”,各地节度使在名义上都处于这些“政委”的控制下。当然,在那些真正拥众割地一方的藩镇,太监监军只是充样子,他们本人也很老实,收收礼,纳纳贿,吃吃喝喝,和当地节度使一般挺热乎。他们深知,这些土皇帝连皇帝都不买帐,自己太骄横说不定就要吃刀子。但在直接受唐廷管辖的方镇或诸道军中,宦官可就牛逼大了。如果主将打胜仗,监军使们往往驰送捷报,揽军功为已有;如果出战失利,监军们又会立即打小报告,历数主将的“罪恶过失”。所以,宦官在军中是有百害无一利。唐宪宗时两次大捷,高崇文擒刘辟以及李愬擒吴元济,恰恰是没让太监监军,才最终能取得重大胜利。
唐朝时,还特别“创造性”地委任宦官为枢密使和宣徽使,这样,太监不仅内外有兵权,又在中央政府中掌有草诏宣制的权力,北司(宦官衙署)成为与宰相(又称南司、南衙)争权的重大政治力量。至此,兵政大权,宦官皆牢牢掌握,他们不仅能“口含王宪”吓唬人,而且完全能诏由已出,甚至对于皇帝也是随心所欲,想立就立,想废就废,想杀就杀,宪宗、敬宗、文宗最终皆死于太监之手,而且,肃宗之后,唐朝几乎所有皇帝的继位均由太监拥立(只有哀帝是唯一的例外,不过没多久唐朝也亡了)。出乎先前唐帝“设计”意料之外,宦官虽自己不能当皇帝,但可以废杀皇帝,作王朝真正的主人。而且,这些被阉割的不男不女的中性人往往变态、残暴、贪财,不仅在京城强买强卖,恣意取索,在外面也广占良田、巧取豪夺。白居易《卖炭翁》和《重赋诗》两首诗,对于宦官横暴的“宫市”以及重赋之下的贫苦人民处境有着形象、深刻的描述:
卖炭翁,卖炭翁,
伐薪烧炭南山中
满面尘灰烟火色
两鬓苍苍十指黑
卖炭得钱何所营
身上衣裳口中食
可怜身上衣正单
心忧炭贱愿天寒
夜来城外一尺雪
晓驾炭车碾冰辙
牛困人饥日已高
市南门外泥中歇
翩翩两骑来是谁
黄衣使者白衫儿
手把文书口称敕
回车叱牛牵向北
一车炭,千余斤
宫使驱将惜不得
半匹红纱一丈绫
系向牛头冲炭直(《卖炭翁》)
厚地植桑麻,所要济生民。
生民理布帛,所求活一身。
身外充征赋,上以奉君亲。
国家定两税,本意在忧人。
厥初防其淫,明赦内外臣:
税外加一物,皆以枉法论。
奈何岁月久,贪吏得因循;
浚我以求宠,敛索无冬春。
织绢未成匹,剿丝未盈斤;
里胥迫我纳,不许暂逡巡。
岁暮天地闭,阴风生破村。
夜深烟火尽,霰雪白纷纷。
幼者形不蔽,老者体无温。
悲端与寒气,并入鼻中辛。
昨日输残税,因窥官库门:
缯帛如山积,丝絮似云屯;
号为羡馀物,随月献至尊。
夺我身上暖,买尔眼前恩。
进入琼林库,岁久化为尘。
大儒王夫之对唐朝宦官之弊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:“宦者监军政于外而封疆危,宦者统禁兵于内而天子危……胁君自恣,乃至弑刃横加,岂能无畏于四方之问罪乎?其(宦官)无所惮而血测宫廷居功定策者,实恃有在外监军之使,深结将师而制其荣辱生死之命。”究其本源,则在于“唐之立国,家法不修,淫声曼色,自太宗以来,漫焉进御而无防闲之教,故其祸为尤酷矣!”
更可笑可叹的是,大公公仇士良退休前,对这些没老二的徒孙们还明示太监执政精意:“天子不可令闲,日以奢糜娱其耳目,无暇更及他事”——此句太监“圣经”首义,被唐末僖宗以及明朝后期几个青年皇帝时期的太监们发挥到极至。
不仅宦官作威作福,唐朝中晚期,朝内大臣也不让人省心,几乎各个拉帮结派,严重违背圣人“君子群而不党”的训言,山头主义严重,党争日趋白热化。
言起“牛李党争”,不仅仅是李德裕、牛僧儒两人之间的“意气”之争,最早可追溯到公元808年(宪宗元和三年)的一次制举策试。当时,举人牛僧儒、李宗闵等人的卷子直言时弊,文笔清新,宪宗览翻试卷,大喜过望,马上指示中书省准备委任这些人作官。不料,时任宰相的李吉甫(李德裕之父)作梗,认为这些冒进轻躁的年青人背后主谋是自己官场对手裴垍、王涯等人,并到宪宗面前泣陈朝臣徇私、考试舞弊。
毕竟当朝宰相言语份量重,牛僧儒、李宗闵等人不仅被黜落下第,还因老李一言而多年蹭蹬,委曲多年。从自开始,一至到唐宣宗,其间经历六代皇帝,牛李党争父一代子一代,斗得你死我活,谁也不让谁。
大略分类,李德裕一党可作为门阀士族的代表方,牛僧孺一派可作为以进士为骨干的寒族地主的代表方。两党之间,君子小人相杂,但从总体上讲,李党君子多,牛党小人众,而且李德裕本人力主削夺藩镇、抵击吐蕃,功名赫赫。牛僧孺则因循守旧,粉饰太平,因私废公。
唐宣宗继位后,深忌对自己全无拥戴之功的“李太尉”,把李德裕一贬再贬,一直贬到天涯海角的崖州(今海南琼山)。牛李党争的终结点,似乎以牛党的令狐綯等人作宰相成功而告终,但党争余害,绵延不绝。由于二党相互纠緾,你死我活,正所谓“鹬蚌相争,渔人得利”,无论是太监还是侫臣小人,只要想对朝臣打击报复,均以“朋党”为辞,冠以牛李徒众,一一贬逐,“党人”成为现成的“坏分子”标签。
正因牛李党争的水火不容,唐文宗继位后才不得不矮子里拔大个,先以浅躁少谋的宋申锡为相,后又倚靠贪浊小人李训、郑注为腹心,一心想去除宦官,最终一无所成,自己反为玉食囚徒,面壁喟叹。何者?“唐之诸臣,皆知有门户而不知有天子者”。退而求其次,大臣们基本依靠不住,文宗皇帝病急乱投医,把草包当纯臣,最终一败涂地。
禁卫军中尉大公公王守澄是弑宪宗主谋之一,由于推立穆宗有功,又知枢密事,权兼文武。文宗入统,王守澄依旧大权在握。“文宗以元和逆党尚在,其党大盛,心常愤惋”,于是,他找到翰林学士宋申锡密淡,宋学士力劝文宗除掉王守澄等人。终于找到“知音”,文宗大喜,很快就提升宋申锡为同平章事,擢用为宰相。
宋申锡为了集聚诛除宦官的后备力量,就任用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,向他讲述皇帝的意旨。王璠首鼠之人,非刚决果断之士,不知是他有意还是无意,很快就把宋申锡的想法泄漏出去,王守澄以及他的心腹谋士郑注得悉此讯后,立刻组织反击。
说起这位王守澄的“智囊”郑注,还应好好交待一番。此人小矮个子,高度近视,娄阿鼠一类人物,但有“金丹”之术,能治阳萎早泄腿脚痛,最早以高级游方郎中的身份在长安权贵豪门间小有时誉。但郑注起身为官的“恩公”,竟然是大英雄李愬——雪夜袭蔡州擒吴元济那位爷。都说小人之间心心相吸,但郑注这么一个“保健医生”却“魅力”十足。元和十三年,李愬任襄阳节度使,郑注前往投靠。不知怎的,吃了郑注数粒大药丸子,李愬感觉神轻体健,房中采战功力上升了一个层次,“因厚遇之,署为节度衙推”,从此,郑注便从一个“赤脚医生”一变成为国家官员了。不久李愬移驻徐州,也把郑注带在身边,并且让他开始参决政事。
郑注“诡辩阴狡,善探人意旨”,哄得李愬十分开心,“然挟邪任数,专作威福,军府患之”。当时,任徐州监军使的公公王守澄听从人说起过郑注,“深恶之”,并专门去李愬那里要李将军除掉这个惹起军中公愤的“小人”。
李愬回护郑注,对王守澄说:“郑注虽有些小毛病,实乃奇才。公公如不信,请您和他谈谈,如果再不满意,把他外贬也不迟”。
王公公老大不情愿,又不能不给李愬面子,勉强把郑注唤来一见。“及延坐与语,(郑注)机辩纵横,尽中其意”。王守澄大喜,马上把郑注请入内室,“促滕投分,恨想见之晚”。估计郑注一个江湖医生,见多识广,见人下菜碟,先为王公公谈身体,再为王公公讲国事,小人见小人,喜不自禁。
转天,王守澄见到李愬,翘两个大拇指:“诚如公言,(郑注)实奇士也!”从此,郑注可以自由出处王守澄监军府衙,并又被升为李愬的巡官,位于僚属之尊。
王守澄在穆宗时代做枢密使时,有了处理政事的大权,就更依赖郑注这个“谋士”。郑注“昼伏夜动,交通贿遗”,可见,日理万机,至于通宵,“数年之后,达僚权臣,争凑其门”,最后官阶升至检校库部郎中并成为昭义节度副使(副省级官员)。
听说宋申锡四下活动要对宦官不利,王守澄着慌,忙招郑注密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