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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大量劳动人口的出现,又使大量荒地被开垦成良田,无数的水利、农田等属于基本建设的大工程遍布全国;科学技术、商业、手工业皆发展飞速,令人咋舌。至于文学、艺术、绘画等方面,更是人才辈出,群星灿燿。)

    由此,史臣由衷赞叹道:

    开元之有天下也,纠之以典刑,明之以礼乐,爱之以慈俭,律之以轨仪。黜前朝徼幸之臣,杜其奸也;焚后庭珠翠之玩,戒其奢也;禁女乐而出宫嫔,明其教也;赐酺赏而放哇淫,惧其荒也;叙友于而敦骨肉,厚其俗也;蒐兵而责帅,明军法也;朝集而计最,校吏能也。庙堂之上,无非经济之才;表著之中,皆得论思之士。而又旁求宏硕,

    讲道艺文。昌言嘉谟,日闻于献纳;长辔远驭,志在于升平。贞观之风,一朝复振。于斯时也,烽燧不惊,华戎同轨。西蕃君长,越绳桥而竞款玉关;北狄酋渠,捐毳幕而争趋雁塞。象郡、炎州之玩,鸡林、鳀海之珍,莫不结辙于象胥,骈罗于典属。膜拜丹墀之下,夷歌立仗之前,可谓冠带百蛮,车书万里。天子乃览云台之义,草泥金之札,然后封日观,禅云亭,访道于穆清,怡神于玄牝,与民休息,比屋可封。于时垂髫之倪,皆知礼让;戴白之老,不识兵戈。虏不敢乘月犯边,士不敢弯弓报怨……

    开元二十三年,唐玄宗东巡,一行人从孟津河阳度黄河北上,于山阳一带登太行。慷慨之余,玄宗歌以咏志,作《早登太行山言志》一诗,格律严谨,意气风发,可以想见当时这位盛年帝王孜孜不倦、勤勤恳恳的求治心态:

    清跸渡河阳,凝笳上太行。

    火龙明鸟道,铁骑绕羊肠。

    白雾埋阴壑,丹霞县晓光。

    涧泉含宿冻,山木带余霜。

    野老茅为屋,樵人薜作裳。

    宣风问耆艾,敦俗劝耕桑。

    凉德惭先哲,徵猷慕昔皇。

    不因今展义,何以冒垂堂。

    九重城阙烟尘生——“安史之乱”前后的大唐帝国将军们

    忆昔开元全盛日,小邑犹藏万家室。

    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廪俱丰实。

    九州道路无豺虎,远行不劳吉日出。

    齐纨鲁缟车班班,男耕女桑不相失。

    宫中圣人奏云门,天下朋友皆胶漆。

    百馀年间未灾变,叔孙礼乐萧何律。

    岂闻一绢直万钱,有田种谷今流血。

    洛阳宫殿烧焚尽,宗庙新除狐兔穴。

    伤心不忍问耆旧,复恐初从乱离说。

    小臣鲁钝无所能,朝廷记识蒙禄秩。

    周宣中兴望我皇,洒血江汉身衰疾。

    诗圣杜甫这首忆含“开元盛世”的诗歌,其中所描述的人民安乐、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,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(公元755年)戛然而止,“渔阳鼙鼓动地来”,致使“九重城阙烟尘生”——“安史之乱”爆发了,伟大的唐朝自颠峰急剧向下滑落,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幕历史大戏,至此灯光一下子黯淡了。但是,江山代有英杰出。在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时代,又会有新的英雄因时依势而出,五彩眩然,英姿勃发,令人目不暇接。

    “安史之乱”前,唐王朝各种社会矛盾积聚已久,加之国家“承平已久”,人民久不知兵,真正的“亢龙有晦”。到唐玄宗在任期间,始于南朝的府兵制已经弊病多多,耽于安稳而又不识远谋的大臣们提出实施“募兵制”,这正好给了驻守唐朝边域的蕃族大将们绝好的大施拳脚、招兵买马的机会。盛唐武功赫赫,疆域辽阔,而硬币的另一端,则又是这么漫长的边境线需要战斗力极强的将师去守卫,需要数量极大的边兵,如此,驻扎边地的蕃将,如安禄山等,大量招募“杂胡”士兵,不停地用蕃将把汉将替换掉,在辽阔广大的戊区内,蕃将出身的节度使完全成了自己嫡系部队的当然首领,各节度使辖区基本成为一个人说了算的独立王国。

    归根觅源,玄宗时期的边镇大将之所以能拥如此大的权力,大部分也应归咎于权相李林甫。玄宗开元年间,由于张嘉贞、王鉷、张说、萧蒿、杜暹都是以节度使的身份入知政事,即由将入相,渐成定例。“口蜜腹剑”的李林甫掌权后,为了避免类似的“威胁”再发生,杜绝“隐患”,他向玄宗上奏说:“文士为将,怯当矢石,不如用寒族、蕃人。蕃人善战而勇,寒人亦无党援”。并假意让出自己领任的朔方节度使给蕃将安思顺(安禄山之族弟)。玄宗对此大加赞赏,觉得其言很有道理。谕旨发下,安禄山、高仙芝、哥舒翰等武人皆专制一方,权重位高。穷李林甫本心,其实非常简单:这些武将“不识文字”,更不是进士出身或有什么高阀贵族的血源,没有任何机会被招进朝中顶替他的相位,由此可以保证自己一直是“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”,可以安枕无忧地当一辈子宰相。

    李林甫也不是平常人,他的曾祖李叔良是高祖李渊的堂弟。李林甫年青时就慧黠多艺,善于音律,乘间又巴结上玄宗的宠妃武惠妃,并窜掇玄宗废杀太子李瑛等三个亲儿,权倾一时。残暴专横如安禄山,内心深处,对李林甫也十分惧怕。他时时派遣线人去京都打探消息。如果哪次听说李林甫对自己稍有微词,就会吓得这个胡人大胖子数九隆冬也一身大汗,躺在胡床上嚷嚷“我要死了”。

    掌握权柄的数十年间,李林甫位极台辅,从未以国事为重,只知蒙弊皇帝,陷害同僚,排除异已,作威作福。“生既唯务陷人,死亦为人所陷”,李林甫刚死,后来居上的杨国忠也有样学样,派人诬称李林甫生前和阿布思部落相互勾结准备谋反。案件鞠审时,李林甫的尸体还未入土,真正的“尸骨未寒”,朝廷就下制消去李林甫一切官爵,子孙除名流放岭南和贵州偏僻地方,剖毁棺木,撬开李林甫的嘴挖出他尸体口含的大珠子,剥光身上的金紫礼服,把尸体随便刨个坑埋掉。

    当时,安禄山任三道节度使(平卢、范阳、河东),军权在握已近十年,一直秣马厉兵,准备伺机而起。他原来本想唐玄宗死后再起兵作乱。杨国忠掌权后,一直与安禄山互相对不上眼,屡屡进言唐玄宗说安禄山要造反,玄宗一直不信。为了证明自己正确,有远见之明,杨国忠“数以事激之”,想要逼使安禄山速反以取得玄宗对自己的信任。“(安)禄山由此决意遽反”。

    唐玄宗天宝十四年(公元755年)冬天,安禄山伪造皇帝手敕,声称玄宗召他带兵入朝讨杨国忠。他聚集劲卒十五万,号称二十万,烟尘千里,鼓声喧天,一路向首都杀来。由于“海内久承平”,“百姓累世不识兵革,猝闻范阳兵起,远近震骇。”加之河北等地一直处于安禄山管治之下,所过州县,望风瓦解,地方官员许多开门出降,稍好点的“弃城窜匿”,运气差的“为所擒戮”,由此,长达七年之久的“安史之乱”拉开序幕。

    时兮命兮自折栋梁——倒霉透顶的高仙芝、封常清、哥舒翰三大将

    初闻安禄山造反,杨国忠还“洋洋有得色”,大言道:“现在只有安禄山一个人真心造反,将士肯定不愿意跟随。旬日之间,我肯定让安禄山的首级献于阙下。”没料到,安禄山连陷博陵、蒿城,并攻下坚城灵昌郡。由于安禄山军队步骑散漫,各地城郭只见千军万马扑天盖地而来,老百姓惊骇至极,纷纷遭到屠灭。尤其是朝廷杀掉在京师当驸马的安禄山儿子安庆宗后,安禄山狂怒已极,连投降的数万唐兵唐将也一并杀掉,指挥大军,又连陷荥阳等重镇,至奔潼关。安禄山反讯初闻,当时正在京城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就自动请缨,向玄宗保证:“臣请走马诣东京(洛阳),开府库,募骁勇,计日取逆胡之首以献阙下!”玄宗当即命人封常清为范阳、平卢节度使,并在十日之内于东京洛阳募得六万兵,断河阳桥拒守。同时,玄宗又命宗室荣王李琬为元师,以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师,在京师招募十一万军士(皆市井子弟),统诸军并进,由太监边令诚监军。

    安禄山功陷荥阳后,又破武牢,大败经验老到的唐将封常清,攻陷东京洛阳,纵兵大肆杀掠。都亭驿一战,封常清又败,师残兵退平陕郡。败退之际,封常清飞书请高仙芝力守潼关,修茸城池,“贼至,不得入而去。”东征期间,由于高仙芝与太监边令诚数不相合,这位太监公公便趁入朝面君之际狠狠参奏高仙芝、封常清二人的“罪状”,讲封常清“以贼摇众”,高仙芝“弃陕地数百里,又盗减军士粮赐”。肝火正旺的唐玄宗闻言大怒,一改平日纵容武将的态度,加之当时还以为安禄山叛乱依旧是指日可平,正好想杀此两个大将以威众,就派太监边令诚持敕令于军中斩杀了高仙芝、封常清这两位声名赫赫的大将。

    高仙芝,本是高丽人(唐朝属国),其父高舍鸡投军安西,从军卒做起,官至诸卫将军这样的中级军官。史载,高仙芝“美姿容,善骑射,勇决骁果”,是个弓马娴熟的美男子职业军人。他自少年时代就随父亲至安西从军,因父功获授游击将军,二十多岁就拜将军,军职与父亲相当。他在节度使田仁琬手下做事时,并没有获得重用。四镇节度使夫蒙灵察(此名怪异,估计也是少数民族出身的“蕃将”)很欣赏他,屡次加以提拔,至开元末年,高仙芝已升任为安西副都护,四镇都知兵马使。

    唐朝在西域的属国小勃律国国王因贪图吐蕃的金银珠宝和公主,投入唐朝的宿敌吐蕃阵营,阻挡驿路,致使西域二十多个城邦国家无法向唐朝进贡。田仁琬、夫蒙灵察等人多次派兵征讨,均无功而返。